尊敬的陆高声战友：首先通过您向上海知青们表达我的问候。
你说你们在网上有一封致我的公开信，我不上网，未看到。既然你告诉了我，我会抽空看的。
依我想来，《知青》只不过是一部电视剧而已。在多样化的前提之下，没有这样一部电视剧是极不自然的文化现象。现在有了，我觉得使中国之影视文化现象比较自然了。所谓拾遗补缺罢了。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寻常事寻常一过最好。但既然你们要研讨研讨，那么请你转呈我的几点初衷以及前后情况，供你们参考：
1.作为编剧，我的剧作已同名出版。我之完完整整的创作理念呈现在那里。除了印在封面的推荐词，我对其中的每一行字都负传播责任。书中的两段题记体现着我在2008年开始创作时的文学理念，照抄如下：
一人不但无法选择家庭出身，更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
但无论这两点对人多么不利，人仍有选择自己人性坐标的可能，哪怕选择余地很小很小。
于是，后人会从史性文化中发现，即使在寒冬般的时代，竟也有人性的温暖存在，而那，正是社会终究要进步的希望。
二人性先天具有弱点和缺点，倘无道德约束，膨胀而且变质，那么谁都别想在人世间活得好些。
道德乃是为了使绝大多数人都活得好些的社会法则。归根结底，人类的进步是人性的进步，人生的提升是人格的提升。
“文革”既反人性也反人格，因而是人类社会的“反动运动”。
2.至于电视剧《知青》，它是一个团队的创作成果，也首先是导演依据剧本再创作的成果。原剧本59集，停机后初剪为58集、56集、52集。送审的是52集没音乐没主题歌的未合成版。我及各方面审查专家预先看到的都是未合成版。也就是说，正式播出的45集版什么状态，我和各方面专家们也都是从电视中才看到的。
3.我认为，我们知青应有两种身份--一是知青身份；二是“文革”见证人身份。如果我们都已到了这把年龄，却仍仅有知青身份之意识本能，而全无“文革”见证人意识自觉，那是会令下几代人替我们遗憾的。我创作剧本时这一意识极为明确，并且是摆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作为当年的知青个体，我尊重只强调个人苦难的“唯我”立场。但是作为编剧，我不能不肩起我们也是“文革”年代见证人的创作责任。
4.当年的知青人数众多，情况及后来命运千般百种，我没有才能创作一部知青苦难大全。而在今天，即使我想要替我们大家肩起“见证人”的责任，也根本不能完全地如愿以偿，只能局限性地重现我们大家和我们共和国一同度过的极“左”年代。即使如此，亦须勇气。我所欣慰的是，《知青》整个团队都有。
5.我是不主张用《知青》这剧名的，但并非我说了就算的事。我曾建议剧名改为《知·青》--知即知道；青即青春、青涩。我个人很喜欢后一剧名，有意味。但我不是一个坚持己见的人，何况我认为片名只不过是片名，不必非坚持己见。并且，我连“全景式”三字也认为不妥，却也没坚持己见。
6.我是在家中看了很多集并且不断被电话采访干扰之后才关注到主题歌中“无怨无悔”四字的。主题歌之歌词是艺术总监写的。
他是憎恶极“左”年代的人。他不止一次对全剧组说：“和人民同甘共苦，批判‘文革’，这是《知青》的思想灵魂。”在这一点上，全剧组都感谢他。
他写那样的歌词当然不是为了“美化‘文革’”，我深知那是出于另一番考虑。
但即使如此，今天我也到了该说坦率话的时候了--那歌词不好，听来给我以硬贴在《知青》上的感觉。中国是词汇大国，丰富无比。倘最后还是由我来写，无疑会大为不同。虽然他也当过多年知青，但毕竟不如我了解我们知青。
7.我希望大家在讨论时，超越“怨悔”或“不怨悔”之争。我不止一次遇到过“无怨无悔”的知青。
而且每一次都问：能理解你的意思是对“文革”也“无怨无悔”吗？
每个“无怨无悔”派的回答都是一致的：你怎么会这么理解？难道我们的思想就那么不可救药？难道你将我们视为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我们只不过不想使自己变得在别人看起来很可怜……
然也，“无怨无悔”对于大多数的他们，是维护自尊的盾。你们谁见过一名当年的知青，他或她坚持说“文革”好得很吗？！
如果在否定“文革”这一大前提上是一致的，何以不能相互包容？争来争去到底又是在争的什么呢？！我认为，求同存异比势不两立好。
我相信参加研讨的都是喜欢思想的知青。我希望大家的研讨接触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反思和批判“文革”仍有意义吗？意义何在？我们既是当年的知青，还是“文革”的见证人，我们仍有必要起到见证人的存在作用吗？
8.据我所知，“小黄浦”原本另有人选，是你们上海男知青会比较中意的形象。但人家开机前来不成了，临时抱佛脚，将现在这位用你们的话说“傻大黑粗”的硬推上去了。山东人，副导演，有过客串经验，现学的上海话。
撇开外形怎样，我觉得他其实演得不错。他一出现，一开口，沉闷压抑的剧情顿时有了几分“喜感”，而这很重要。没他，全剧之生活乐趣顿减。
但我也有不解--为什么让他一次次向活着的和死去的战友送像章呢？
这不是我剧本中写到的。然而，如果结尾时周萍、谢菲等女知青葬身火海的情节仍保留着，那么送像章的情节倒也是意味深长的。
9.我承认，我对剧中某些知青的人性自觉、正义坚守、人格优点进行了特别理想化的塑造。
这倒也非是出于美化我们这一代人的目的，而是企图为当下冷感的中国呼唤正义与善良。
我认为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在西方，情况是这样的--宗教与文化艺术联袂进行“好人教育”。
宗教只强调善。宗教不强调人的独立思想。
西方文艺从宗教那里继承过来善的教育使命，同时赋予理想人物以独立的思想。
于是区别于小市民和唯教义为是的宗教徒的社会“新人”出现了--先是文艺中，后是现实生活中。自十七八世纪开始，西方社会的进步，说到底是人性原则的进步，是“新人”之主张，要求和推动之下的进步。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通过《怎么办》为老俄国塑造了“新人”；契诃夫通过《套中人》批判了老俄国病人。“文革”是巨大之网，也是巨大之束套--我企图通过虽在网上，在套中，但心有不甘的理想中的青年形象，表达我对善的人性、正义的人格、独立之思想的永远的敬意。
完毕。
请代我读给大家听，也算是我的书面发言吧。剧已播过，一切差强人意处，也只能差强人意了。但愿后边人做得高明些罢！
2012年6月26日
匆草于北京（未完待续）